半個多世紀以來邵大箴先生在紛繁的美術現象中，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以一個學者的深厚、以一個理論家的敏銳，進行思考和判斷，其理論指導與引導美術發展。今天，邵先生作為“王朝聞學術論壇”主講嘉賓，其精彩的演講使我們受益良多。美術演講一般需借助于圖像，然而，今天邵先生沒有圖像的講座卻給我們展示了悠久而豐富的東西方美術史，他通過生動、形象、透徹、深刻的論述，層層緊扣，論述了中國畫的本質及發展。

中國畫的問題不僅是傳統的問題、藝術的問題，也不僅是地域與民族的問題，它是中國文化的體現，是社會變革、時代發展的反映。是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坐標的象征。邵先生首先從世界性的方位看中國畫，從一個宏觀的視野審視中國畫形式演化、流變之成因，并指出無論其它畫種如何發展，藝術思潮如何變化，中國畫在歷史和當代乃至未來皆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這是由于中國畫中所涵納的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認識世界、表現世界的獨特方式所決定。這就從歷史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史觀的角度，透過歷史發展的規律對中國畫的問題進行了本質的闡述，這是中國畫重要性之所在。基于這樣的觀念，邵先生論述了中國畫的廣泛性，并從兩個方面論述了中國畫的傳統和發展。一是文人畫的傳統，二是中西融合的傳統，并且還將傳統延伸為院體畫以及文人畫之前的繪畫，更為重要的是把原始壁畫納入中國畫的傳統。

這種從畫法的異同解讀和對時空關系轉換所生成的文化現象之分析，使我們對中國畫筆墨問題的討論、對西洋繪畫的造型及其方式融入中國畫實踐的得與失，特別是在中國畫中提倡素描基本功訓練與強調書法為中國畫的基礎等不同觀點有了進一步認識，當然多種矛盾的并存恰恰促進了中國畫的多元化發展。大家知道，筆墨是否等于零，中國畫是否到了窮途末日，這是近二十多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我們今天通過邵先生全面而中肯的分析，對這些問題將會有更為深刻的思考。

這說明傳統是廣泛的，傳統是開放的，傳統是在發展的。今天的探索、實踐，其有效價值將成為未來的經典，成為傳統。邵先生還從西洋建筑、雕刻與繪畫的關系以及中國繪畫與書法的關系談到了中西方繪畫的空間結構差異，談到了各自造型特點、造型風格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所生成的文化因素，從而闡述了文化多元、形式多樣的合理性，這為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學習、借鑒，也找到理論依據。由此，他從東方繪畫的平面性對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論及中國繪畫可以不受客觀物象形態和焦點透視的限制而自由表現的平面空間特點。

不僅比較中西方差異，邵先生還將東西方繪畫的共通性歸納為人性。共同點則歸之于形式，其表現為情、意、趣、理。西方寫實中的寫意性，東方寫意中的寫實性，這都是東西方繪畫可以對話的基礎。從中西方繪畫變革的異同來看，東方是緩進的，西方是突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人類的美術史上可以看到融合與分化、趨同與分離。不僅是現象，也是規律。

邵先生強調全球化、民族性、個性是循環的，是通過一個一個思潮的起落和藝術表現的特色期及高峰期體現出來的。中國畫的發展只有融匯其它文化資源才能提升其高度和擴大其闊度。縱觀二十世紀美術史，李可染便是中國山水畫創新的典范，他融光、融色、融寫生、融透視，發展了中國畫的表現空間，使中國山水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也使其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讀者。

在人物畫方面從徐悲鴻到黃胄、盧沉、周思聰、方增先等都在造型和筆墨語言以及造型與筆墨的關系方面創造了中國人物畫之新的視覺審美樣式。回顧近百年中國畫發展歷程，它與中國社會的發展幾乎是同節律。中國畫經過幾次重大變革，一是“五四”運動后，西學東漸，從徐悲鴻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倡導“新中國畫”，主要表現在寫生方式與寫實造型介入中國畫，現實生活題材成為中國畫表現的重要題材。二是解放后批“黑畫”、批封建文化，中國畫主要表現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工農兵形象成為中國畫的最重要的表現內容，取代了文人士大夫，取代了才子佳人，紅、光、亮、高、大、全成為創作的標準。

三是改革開放，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中國畫在觀念、材料、表現方式等諸多方面已經“越界”，呈現出全面的開放。中國畫的未來如何?當今之創作如何？這取決于我們對傳統價值之判斷、對傳統的態度、對外來文化的認識，取決于我們對生活的理解和情感。

取決于我們對文化創造的責任感。邵大箴先生的演講，不僅是知識、歷史、理論、更是觀念、思想，是對中國畫發展的萬千現象的哲學反思，他的全面的、包容的、開放的、嚴整的、縝密的、邏輯的學術思想和對中國畫問題入木三分的理性分析，使我們透過中國畫這具體的畫種看到了藝術的大千氣象，使我們明辨是非，在今后的發展中抓住本質、遵循規律、去蕪存菁，而實現藝術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