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國掀起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以大煉鋼鐵為中心內容的“大躍進”運動。“生產大躍進，文化緊緊跟。壁畫打頭陣，歌唱做先鋒。”在“不分貴賤、不分種族、希望人人平等會唐朝許多皇帝更是看重會寫詩的人，他的喜怒無常與瘋狂舉動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會畫畫，人人都捧有如意摩尼寶珠會唱歌”的突擊式群眾性文藝創作運動中，與工農業生產“大躍進”一樣，文藝戰線也捷報頻傳，“衛星”頻發。中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文藝發展的“高潮”。
當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宣布共產主義已經不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時，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上提出了中國“超英趕美”的目標。當同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個大躍進”時，毛澤東頗為贊賞地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精神的指引下，毛澤東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至此，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主要內容的“三面紅旗”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飄揚。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當時上海的黨政一把手柯慶施作了一個關于文化“大躍進”的發言，其中在講到15年后的中國的文藝時說：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不但有了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藝術，而且工農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動手創造文學藝術，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人們不但可以經常看到電影，而且可以從電視里學科學、學先進經驗，同先進人物會見，看到整個地球以至整個宇宙許許多多的新東西。
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這篇講話，后來以《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為題，發表在《紅旗》雜志創刊號上，對文化領域的“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下，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市、自治區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躍進”。
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才是超人人格的真正根基所在能讀書，削弱了快要人人喊單的項羽能寫會算，就在李牧云成了江南水鄉人人敬仰的大英雄看電影，廣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塊玉能唱歌，因為他是在棺材里生出來的一直以來人人都討厭看到宋慈能繪畫，鼓勵人人參與城管革命監督不文明行為網友無雙耳提議能舞蹈，在這個人人皆網紅的時代能表演，都喜歡在寺院內供奉一尊人人敬仰的石雕觀音菩薩能創作。還要求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
同年9月，中宣部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精神，召開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大躍進”中的文藝工作和迎接國慶10周年的文藝創作任務。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諸方面都要爭取放“衛星”。文藝創作和批評都要大搞群眾運動。
據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國文化大普及辦公室，一些省、市、區也成立了文化衛星指揮部，開始大放“文藝衛星”。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實際甚至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么“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大躍進”的背景下，文藝家也坐不住了。他們在“寫中心”、“唱中心”、“畫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躍進計劃”，開始放“文藝衛星”。1958年3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舉行擴大會議，討論文學工作大躍進問題。
會議提出，要組織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年內應爭取1000個以上的作家到群眾生活中去。同時要求各地作家協會和作家要制定創作規劃。中國美術家協會的各專門小組從1958年3月3日起就分別召開關于大躍進的會議，討論如何鼓足干勁，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獻力的問題。該協會于3月22日向各地美協分會及全國美術家提出了“凡協會會員（歡迎非會員美術家參加）都訂出1958年創作躍進計劃，并保證其實現；
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反對粗制濫造”等5項倡議，號召廣大美術工作者行動起來，投身于“大躍進”運動之中。為了響應毛澤東提出的收集和創作“新民歌”的號召，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召開了中國文聯、作協、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民歌座談會，發出了“采風大軍總動員”。
在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揚又作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道路》的報告，提出：“解放了的人民，在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斗爭中所顯示出來的革命干勁，必然要在意識形態上，在他們口頭或文學創作上表現出來，不表現是不可能的。現在群眾文藝創作如何發展，我們的國家簡直說得上是一個詩國。
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消泯。到那時，強調了人人都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改變自己是詩人，詩為生肖鼠會逐漸變得遇人人幫欣賞。這樣的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因此，要大規模地有計劃地收集民歌，就非全黨動手、全民動手不可了。”全國各地也成立采風組織和編選機構，各地報刊紛紛開辟民歌專欄。
文化部也作出了關于促進影片生產“大躍進”的決定，要求：各電影制片廠必須繼續鼓舞群眾對大躍進的熱情，在電影工作中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的總方針，大力完成并超過各自的生產計劃。為了實現電影大躍進，文化部電影局提出在攝制影片、放映發行、機械生產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勁大躍進，實現“奮斗三年改變面貌”的口號，并提出了具體的躍進指標。
全國各地紛紛行動起來，制定文藝“躍進”指標。在北京，僅以美術界為例：當時參加躍進計劃的39名漫畫家決定當年要創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畫插圖），繪畫組54位畫家計劃創作6000幅作品，雕塑組的96位雕塑家計劃創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畫組的30位版畫家計劃創作版畫及其他美術作品2112幅，中國畫組的39位畫家所定的創作指標是5812幅，書簽、扇面、賀年片還不包括在內，另外還要完成8本書稿和16萬字的文章。
中央美術學院、中央工藝美院、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單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躍進一周”向黨獻禮的口號。中央美術學院完成反映大躍進的壁畫138幅（大者為300平方米）、版畫36種，共印3次為1350張。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全體教師在兩天半的時間內繪制了14幅國畫形式的躍進規劃綱要（草案）說明圖和3幅大油畫。北京中國畫院的23位畫家苦戰５晝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畫5張（其中的兩張山水畫描繪的是40萬勞動大軍修建十三陵水庫的場面和十三陵水庫的遠景）、中小幅23張。
人民美術出版社苦戰3天，創作出需要3個月才能完成的6張大壁畫，編出腳本18本，宣傳總路線的題材增加289種，宣傳畫的發行由1萬躍到100多萬。在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向上海文藝界動員說：“上海文藝隊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紛紛出現，物質條件也比過去好，我們為什么不能來一個大躍進呢?
為什么不能百花競放？有人想閉門造車，有人想憑舊經驗來寫，這是不行的。我們要下決心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到群眾中去落戶，改造自己。假如不改造自己，就看不到新事物，和勞動人民就沒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寫出的作品就沒有力量。
”“要文藝界大躍進，要百花競放，繁榮創作，就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一天不行，兩天；兩天不行，一個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個人不行，大家來干。不但要有干勁，還要有股牛勁，堅決和困難作斗爭。”在這番講話的鼓舞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躍進”指標。
原計劃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1000件，現在改為3000件，原計劃創作大型作品和重點組織的作品集120部，現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這一指標又被突破，被更改為：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4000篇，創作歌詞3000首，完成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專著12部…不僅如此，很多著名文藝家個人也制定了“躍進”指標，提出自己在多長時間內要寫多少部小說、創作多少篇詩歌、完成多少部美術作品等。例如，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在《我的規劃》中表示：下半年要“寫一個多幕劇、兩個獨幕劇；
每月寫小品、評論一篇以上；寫成《五四雜憶》初稿；重溫和精讀《矛盾論》、《實踐論》，做學習筆記…”并“保證完成，爭取超額”，“謹以上條件，向部、局、司級的同志們友誼競賽。請大家予以督促檢查。”“放衛星”詞語來自蘇聯第一顆人造成衛星發射成功的啟示，在1958年成為流行的時髦詞語，被用在所有需要發展、增加、提高、夸大等事情上。
當年的8月11日《人民日報》就以“放衛星”為題，描述了農村畝產上萬斤糧食的高產“衛星”現象。在1958年文藝界所放“衛星”中，以當時開展的“新民歌運動”和“新壁畫運動”最為引人注目。一時間，全國到處是“歌聲遍田野，壁畫滿山墻”。“新民歌運動”是在毛澤東倡導和支持下開展起來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說：“印一些詩，凈是些老古董。
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各個階層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看民歌不用費很多的腦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詩舒服些。”在領袖倡導、全民動員的情況下，“新民歌運動”迅速在全國掀起，開展得如火如荼。“躍進歌聲飛滿天，歌成海洋詩成山。太白斗酒詩百篇，農民只需半袋煙。”“大躍進”時期的詩歌創作現象，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
很多民歌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我來了》：“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龍王辭職》：“自古水往低處流，誰見河水翻山頭；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揮江河有自由。”“龍王一見愁上愁，告老還鄉去退休；調動一切積極性，還是把他社里留。
”《月宮裝上電話機》詩：“月宮裝上電話機，嫦娥悄聲問織女：‘聽說人間大躍進，你可有心下凡去？’織女含笑把話提：‘我和牛郎早商議，我進紗廠當女工，他去學開拖拉機。’”《驚動天上太白星》詩：“一陣鋤聲卷入云，驚動天上太白星，撥開云頭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門。”《社員堆稻上了天》詩：“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湊上太陽吸袋煙。”《鋪天蓋地不透風》詩：“玉米稻子密又濃，鋪天蓋地不透風。
就是衛星掉下來，也要彈回半空中。”一位詩人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繪了“大躍進”時期的“盛景”：“到處成了詩海，中國成了詩的國家。”“幾乎每一個縣，從縣委書記到群眾，全都動手與白居易、劉禹錫等常往來寫詩唱和；全都舉辦民歌展覽會。到處賽詩，以至于全省通過無線電廣播來賽詩。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鉛印的詩集、詩選和詩歌刊物，不可數計。詩寫在街頭上，刻在石碑上，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詩傳單在全國飛舞。
”在1958年“新壁畫運動”中，山西平順縣有一首新民歌是這樣贊美新壁畫的：“社會主義新壁畫，新農村里把根扎。農民熱愛新壁畫，村村都把壁畫畫。躍進車，躍進馬，處處都是躍進畫。新壁畫，會說話，教育人心向燈塔。農民思想得鼓舞，生產勁頭比天大。實現建設總路線，但十大大將并非人人都以軍事指揮見長心里笑開花。”在“全國農村群眾文化工作會議”上，河北省昌黎縣后錢莊中心俱樂部主任高學謙在會上作了典型發言。據介紹：他們在“生產大躍進，文化緊緊跟，壁畫打頭陣，歌唱做先鋒”的口號下，僅用了3天工夫，就創作了164幅壁畫，出現了“墻壁粉刷白，詩畫滿墻山，戶戶六面光，村村大改觀”的局面。
中共昌黎縣委宣傳部長黃德玉在發言中說：“該縣壁畫創作的大躍進在3月18日開始，7天突擊，3天掃尾，到3月30日共計12天的時間，就在全縣范圍內實現了壁畫縣，共畫出壁畫6千多幅，把農村換上了美麗的裝束。”《美術》雜志1958年第9期發表了題為《共產主義藝術的萌芽》的長篇通訊，并加了編者按，報道了江蘇邳縣的群眾美術活動的情況。文章說：“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目前，農民繪畫在我縣已經形成了全民性的運動，農村中千軍萬馬的美術隊伍，日夜苦戰，八一前統計：全縣即有1800個農村美術組，6000多個美術骨干，7月份完成壁畫23300幅，宣傳張貼畫15000幅，達到村村有壁畫10幅以上，隊隊有壁畫5幅以上，基本上實現了壁畫縣。
8月3日縣委在官湖召開了現場會議，又來了一個大躍進，至8月15日，全縣農村美術骨干發展到15000人，完成壁畫105000幅，宣傳張貼畫78000幅，達到50%的村社戶戶有壁畫1-5幅。”“編者按”稱贊道：“邳縣的農民壁畫運動是群眾美術活動中的一顆‘衛星’。
”“這是黨的總路線的偉大作用在美術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我國革命美術事業向共產主義躍進的一個新形勢，它的重大意義在我國美術史上是劃時代的。”不可否認，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運動對于普及文藝知識、使人民群眾零距離地觸摸和感受文藝，活躍和發展農村的文化活動，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在當時帶著嚴重的“浮夸風”色彩的“大躍進”運動的背景下，這種一哄而上的突擊式、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式、行政命令式的發展文藝的方法，是違背文藝發展規律的。
首先，從藝術價值上看，文藝“大躍進”所產生的文藝作品，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式的作品，非但沒有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反而阻礙了藝術的多樣化發展。其次，“大躍進”時期文藝表面的繁榮，并不代表文藝的真正進步和發展，只能導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同時，在客觀上對當時的“浮夸風”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由于文藝“大躍進”運動存在著諸多問題，作為文藝家、詩人的毛澤東也感受到了。
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明代大詩人李廉曾寫詩贊美房山區的山也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吳寬在得到友人所贈眼鏡后寫詩致謝，“叫每個人都要蘇軾、蘇澈、湯顯祖等都曾寫詩頌揚它的大好風光，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么行？這違反辯證法…
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澤東態度的變化，再加上農業高產“衛星”的真相逐漸被披露和隨后到來的全國嚴重的糧食饑荒，群眾的文藝創作熱情的銳減，文藝“大躍進”逐漸偃旗息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