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說《那造社組建者之一的張資本，曾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并稱于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初。但后來他墮落至于附逆，終為人所不齒。近年來，同為附逆的周作人被一再提起、研究，從而使人想及張資平。據我所知，他在1937年離開上海去南京汪偽政府任職以后，不僅參與創辦親日刊物《新科學》、《文學研究》，而且擔任漢奸組織“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文化委員會主席。
更有甚者，他還著文鼓吹“東亞共榮”。所以，他之為人唾棄，乃理所當然。張資平在抗戰勝利前一年，即1944年就由寧返滬，勝利后為國民政府拘捕過，但不知為何又獲得了自由。解放以后，他在上海的一所中學里任教。1951年春夏之交，我曾經與張資平見過一面。那年他還不到六十歲（張誕生于1893年），可是已經顯得十分蒼老，以“張聲”之名，在成都北路的私立光實中學教書。
我是偶然得此消息的，由于當時正困惑于郁達夫研究，就去學校造訪他了。可是那時我過于年輕，又冒失，結果自然很失望：他以“年來記憶力衰退”為辭，對我所提出的關于郁達夫的種種，創造社的種種，概不回答。后來我換了話題，請他談談自己早年的小說，他卻以木然的表情說了四個字：“已過去了”。他是廣東梅縣人，講一口廣東腔并不太重的上海話。這唯一的一次見面，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木訥的神情。
后來聽說他被捕了。最近查閱史料，才知道他在1955年被治以漢奸叛國罪，于1959年病故于安徽勞改農場。其實張資平于創造社，不僅是創始人，而且是與社相始終的一人。創造社雖以1922年5月《創造季刊》的出版為其文學活動的“紀元”，但最初的醞釀和策劃，當以1918年8月下旬，張資平和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博多灣海濱的談話為起點。1929年2月，創造社遭查禁，《創造月刊》?？瑒撛焐缧娼K結時，郁達夫早已脫離了創造社，郭沫若則亡居日本，成仿吾也因社中事務棘手而去了歐洲。
但張資平還依舊是創造社的常年理事，并與王獨清、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一起在上?；顒?。所以，張資平對創造社，應該說是有相當貢獻的。但張資平最主要的，還是他的小說創作。從1920年11月發表處女作《約檀河之水》以后，他真是創作如“洪水”，十年之中，就出版了18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最后的幸福》、《長途》、《糜爛》、《愛力圈外》、《青春》、《紅霧》、《天孫之女》、《愛之渦流》、《跳躍著的人們》、《柘榴女》、《群星亂飛》、《上帝的兒女們》、《脫離軌道的星球》、《北極圈里的國王》、《明珠與黑炭》），6部短篇小說集（《愛之焦點》、《不平衡的偶力》、《梅嶺之春》、《素描種種》、《雪的除夕》等）。
此外，他還譯了《草叢中》、《襯衣》等6部小說集，編著了《歐洲文藝史大綱》、《近世社會思想史綱》、《社會學綱要》以及《文藝新論》、《普羅文藝論》等。另一方面，作為日本帝國大學地質學畢業生的張資平，于地質學的研究，仍不減其留學時代的興味，而有《普通地質學》、《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海洋學》（均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專著。應該說，他非常勤奮，他是創造社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而且由于題材多為男女戀愛，以及語言筆調的流利自然，故事情節的發展從容，使讀者對其長篇毫不覺其冗長，從而成為暢銷書。
他曾經擁有大量的青年讀者，贏得過空前的成功。但是，張資平也因此走上了媚俗的歧途，以至于為人非議。二十年代中期，他的小說就已經被批評界公論為“題材是千篇一律，方法是定性公式”。因其所寫多為三角四角戀愛，而且女主人公大都是早熟、肉感、性沖動強烈，勇于主動追逐男性的女性；作品中頗多性的挑逗與享樂的追求。
例如為張資平自負的“代表作”《苔莉》（1926），就非常著力于精細的性心理描寫，從而“引人入勝，轟動一時”。而當1927至1928年“革命文學”的論戰展開之際，張資平在其《樂群月刊》第一卷里宣言，說要“跳出愛力圈外，轉變方向”了。
這就招來魯迅先生誅心的批評：“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卻已在收獲了。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并且看見女的性欲，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吃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
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何況神仙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獲呀，你明白了沒有？”最后，魯迅概括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1930）從此以后，張資平漸為左翼所鄙夷，到1933年《申報·自由談》竟至于中止刊登他的連載小說，張遂消失于文壇。但如果細細尋繹，平心而論，張資平的小說對新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小說創作的發展，還是有所貢獻的。盡管作者過多地熱衷于性愛描寫以媚俗，乃至不惜為贏得讀者而兜售色情，而為人們所不取；
但是他的深細的性心理描寫，在客觀上拓展了“五四”以后新文學作品心理描寫的領域，提高了小說的表現力。另一方面，張資平的題材固然大多局限在戀愛這一范圍之中，但畢竟還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時期青年男女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時代聲音，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如果以其較優秀的《上帝的兒女們》（1931年）而論，誠如陳子善先生所說：“他是現代作家中能夠廣泛地多側面地描寫教會生活，揭露教會黑暗丑惡的一面的一個代表。
”（《上帝的兒女們》重印前言，1994）因此，對于張資平其人其作，似亦宜進行客觀的剖析以作出應有的估價。
